民企高管贪腐大案：5.6亿“业务提成”背后的法律警示

2025年6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，其中“燕某、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两名民营企业高管合谋收受5.6亿余元“业务提成”，最终分别被判处十四年十个月和十五年有期徒刑，这一案件不仅刷新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涉案金额纪录，更释放出司法机关对民企工作人员腐败“零容忍”的强烈信号。

一、案情直击：亿元黑金背后的权力寻租

2014年，某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燕某与董事孙某，在负责应收账款债权业务审批过程中，与某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林达成“合作默契”——按照融资金额的5%收取“业务提成”。这一比例看似“行业惯例”，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利益输送链条。在四年多时间里，两人通过虚构业务流程、隐瞒债权瑕疵等手段，将5.6亿余元非法收入囊中。

关键细节曝光：

（1）审批漏洞：燕某在明知应收账款发票无法核查、回款路径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下，仍多次违规审批通过。这种“睁眼闭眼”的操作，使得价值数十亿元的债权融资项目沦为腐败工具。

（2）权力协同：孙某作为联系金融机构的董事，在董事会表决时专门为问题项目“站台”，通过专业话术掩盖风险，形成“审批-背书”的腐败闭环。

（3）利益分配：两人约定均分赃款，通过多个个人账户和关联公司进行资金洗白，试图逃避监管。

二、法律剖析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与量刑

本案的核心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，该罪的构成要件包括：

1、主体要件：公司、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。本案中，燕某和孙某作为民营企业高管，符合主体资格。

2、行为要件：利用职务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。两人通过控制审批权和金融资源，直接为行贿方提供商业机会，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。

3、 数额标准：根据司法解释，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属于“数额巨大”，而本案涉案金额高达5.6亿元，远超法定标准，属于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量刑起点即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量刑争议与突破：

（1）自首情节的认定：燕某虽主动投案，但法院并未因自首而大幅减轻刑罚，最终判处十四年十个月，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巨额腐败的严惩态度。

（2）财产刑的强化：两人各被没收财产一亿元，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及孳息，彰显了“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利”的司法理念。

 三、行业透视：应收账款债权业务的腐败风险

本案暴露出应收账款债权业务的制度性漏洞。该业务本是企业盘活资产的重要手段，但在实际操作中易被异化：

1、 流程隐蔽性：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核查依赖企业内部审计，外部监管难以穿透。燕某等人正是利用这一特点，虚构债权、伪造合同。

2、利益关联紧密：医药公司通过支付“业务提成”换取融资便利，而金融机构为追求业绩默许风险，形成“行贿-受贿-放贷”的灰色链条。

3、合规管理缺失：涉案公司未建立有效的内部风控体系，审批权过度集中，缺乏制衡机制。

典型案例对比： 

（1）石某玉案：某互联网企业员工收受贿赂608万元并侵占公司财物366万元，最终数罪并罚被判十二年。与本案相比，虽然金额较小，但均反映出民企内部腐败的普遍性。

（2）周某萍案：某连锁公司经理挪用资金487万元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。该案与本案共同构成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，凸显民企资金安全的严峻性。

四、社会影响：从个案审判到制度反

本案的判决具有多重社会意义：

1、司法平等性的彰显：法院明确民企工作人员受贿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同罪同罚，打破了“民企腐败轻判”的误区。

2、 营商环境的净化：通过追缴5.6亿余元赃款，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企业损失，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民营经济的保护。

3、合规建设的倒逼：本案促使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监管，例如建立应收账款“双审制”、引入第三方审计等。

专家观点：

（1）北京师范大学刑法专家彭新林：“本案是民营企业内部反腐的标杆性案件。随着民企规模扩大，腐败风险呈上升趋势，司法机关必须通过典型案例释放震慑信号，推动企业建立现代治理体系。”

（2）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：“建议借鉴《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》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企业合规建设，将反腐关口前移。”

五、警示录：民企反腐的“三重防线”

       1、 制度防线：

  （1）建立分权制衡机制，避免“一支笔”审批。

  （2） 引入区块链技术，实现应收账款全流程可追溯。

      2、 法律防线：

  （1）加强员工法律培训，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和后果。

  （2）与阳光诚信联盟等行业组织合作，建立失信人员黑名单。

      3 、文化防线：

  （1）培育廉洁企业文化，将合规纳入绩效考核。

  （2）鼓励员工举报腐败行为，设立匿名举报通道。

结语 

   燕某、孙某案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。在市场经济浪潮中，民企既要追求经济效益，更要筑牢法治底线。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案例时所强调的：“民营企业的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，同等受到法律保护。”唯有通过司法利剑斩除腐败毒瘤，通过制度创新完善治理体系，才能让民营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。

（本文部分数据及观点引用自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解读及法学专家分析）